1975年6月，邓小平副主席，时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与金日成同志联袂抵达南京，下榻于中山陵九号。肖永银专程前去看望邓政委，并就军队的最新情况进行了汇报。随后，肖永银亦提到了许世友将军在任职期间遗留下的一宗军队与地方之间的纠纷问题。

邓小平在听取相关汇报后，经过一段时日的沉思，便将肖永银召至身边，语气凝重地说道：“肖永银，你或许即将面临岗位的变动。”

肖永银在南京军区履职多年，此次调动之举，让他感到颇出意料之外。

肖永银处理了20军调动。

1975年春，军委在“三座门”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前夕，时任代总长杨成武向肖永银发出电报：“邓小平同志有指示，你明日务必出席军委常委会，并向三总部报告20军的相关事宜。”

肖永银即刻答复道：“可以，但有一事相求，愿允我携带一人同往。”

杨成武应声道：“行。”

20军的相关问题长期困扰着南京军区，成为一道棘手的难题。在那个时期，上海警备团与杭州警备营是保障中央首长安全的关键警备力量，负责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南下江南的安保任务。

肩负着至关重要的使命，上海警备团与杭州警备营必须由忠诚可靠的卫士来执掌。然而，20军却想方设法企图“取而代之”。该军部分军官屡次向肖永银反映情况，指出上海警备团存在若干问题，杭州警备营亦存在不当之处，并强烈要求从20军抽调人员，或直接派遣一个营来接管。

肖永银敏锐地察觉到20军意图取而代之警备团（营）的动向，对此保持高度警惕。在与20军的每一次通话中，他均要求作战部门进行全程录音。对于20军提出的各项要求，他总是以简洁而有力的语言回应：“一切依照总理的指示行事。”

“南山之熊，双龙共噬。”“南山”隐喻20军政委南萍，“熊”象征20军军长熊应堂，“双龙”则是指浙江省军区司令员张秀龙与政委龙潜。

进驻浙江的20军，在提出要求省军区移交印信后，此举即刻引发了省军区老干部的强烈反对。鉴于诸多复杂因素的考量和权衡，中央军委最终作出了将20军调离的决定。

那晚，肖永银召集军区作战部处长巴忠倓，叮嘱道：“明天动身，你只需专注于记录，不必分心，明白吗？”

巴忠倓点头：“知道了，一定记住。”

翌日，肖永银偕同巴忠倓同行。踏入会议室，肖永银庄重地行了一个军礼。紧接着，邓小平用那熟悉的四川乡音说道：“肖永银啊，好些年不见了。”

肖永银抬眸望去，映入眼帘的是那位面容清瘦的邓政委。一时间，他的思绪如脱缰之马，飘回了师部、司令部，那些向刘邓首长汇报战果的情景，历历在目。

肖永银赶紧问候老首长：“没错，您身体可安好？”

邓小平面带微笑回应道：“哈哈，这不就是老牛拉着破车一样吗！”

肖永银落座，屋内正中央摆放着一张桌子，工作人员随即搬来桌椅。他手持话筒，抽出稿件，正准备宣读。就在这时，陈锡联说道：“肖永银，不必再念稿子了，把地图摆出来吧，我们都听不见文字。”

经过多年的军旅生涯，众人往往觉得在地图上指点江山，比起聆听宣讲稿来得更加得心应手。肖永银随即将宣讲稿收进口袋，取而代之的是将军用地图平铺于桌面之上，手指轻轻在其上划过。面对这张军用地图，肖永银显得格外专注，其言辞之中流露出一种从容不迫与自信满满。

邓小平问道：“你认为有调动机会吗？”

肖永银语气坚定地说：“在我看来，调动是可行的。我们应当信赖大多数人的判断，虽然总会有少数人发出抱怨，但这并无大碍，我们有能力应对。”

邓小平微微点头，示意道：“立即发布命令，派遣第二十军。”

肖永银亲自操持，妥善处理了第20军的调动安排。

邓小平令肖永银“有所行动”。

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被调往广州军区，而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则接替其职位，前往南京军区；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转任兰州军区，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则移防至福州军区；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调至沈阳军区，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则填补了北京军区的空缺；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被调任武汉军区，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则接任济南军区司令一职。

命令即刻传至，许世友便即刻启程，前往新的岗位履行职责。他将离别居住二十余年的南京，此时，他目光深沉地注视着已被清理一空的“中山陵八号”，对第一副司令兼参谋长肖永银交代道：“我离任之后，这处曾用作招待所的房屋，须由你归还给招待所。”

肖永银点头：“许司令。”

依照惯例，司令的职位更迭意味着居所亦随之变动。许世友深虑，若中山陵八号被命名为“丁宅”，他将难以重返；倘若将其用作招待所，他却怀揣着“告老还乡”的憧憬。许世友内心深处，渴望在中山陵八号度过他的晚年时光。肖永银领会了许世友未言之意，便为新任司令丁盛寻觅了另一处居所。

当日的天空中，一架三叉戟飞机从金陵城拔地而起。南京方面特意派遣了第一副司令员肖永银与江苏省委第二书记吴大圣，共同护送许世友前往其新任之地。尽管许世友已远离南京，但他在任期内与军队及地方之间留下的诸多矛盾与纠纷，依旧悬而未决。

江苏农科院在紫金山军事禁区的版图上占据两处重要位置，一为三层小楼，另一则为中山陵的十一号建筑。此十一号建筑与常驻于中山陵五号、九号的国家元首及元帅的住所相隔不远。在一片军事禁地中，这样一个非军事机构的设立，使得许世友始终感到一丝不安。

“你们二人合计一番，将此事交由军区来处理。”言辞简洁，语气坚定，不容置疑。

“老吴，我不会让你遭受不公，咱们来个交换。”结果，军区通讯总站的三排建筑与农科院的三层小楼互易，再以金陵城汉中路上的前国民党高级官员住宅换取了中山陵的十一号建筑。

肖永银坚信，此事对地方并无损失。地方以3000平方米的土地换取军队的6000平方米，本应心满意足。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地方方面却表达了不满，指责“军队侵占了学院”。在此情况下，邓小平亲自介入此事的处理，并将此事上报至中央。邓小平亲自作出批示：“应划归地方管理。”

军区收到批文，肖永银心中郁结，长叹一声：“如今士兵遭遇文人，即便有理也难言！”他随即会见了江苏省委的相关人员，直言不讳地说道：“该属你的，自当归还；该归我的，亦不容争议。”

1975年6月，邓小平同志陪同金日成主席访问南京，并入住中山陵九号。在此期间，肖永银将军特地前来探望邓政委，谈话间特别提到了12军。12军的前身是刘邓大军第六纵队，这支英勇的部队曾随刘伯承、邓小平等领导从中原战场转战至华东和华南地区。邓政委对这支“老部队”始终怀有深厚的情感。

肖永银对邓小平坦言：“12军这支队伍深得信赖，其干部均能勤勉尽责，整体表现堪称优秀，并未出现重大问题。”

邓小平闻言，笑意浮现在脸上。

稍后，肖永银向邓小平提出军队与地方之间所存矛盾。他言道：“总长大人，若您有所指示，我自当全力以赴地支持地方工作。但现实情况并非如此。若此问题不能得到妥善处理，恐怕将成为未来团结的隐患。”

邓小平保持缄默。

肖永银续言：“目前，中山陵十一号已转变为军区的高级接待中心，总理在此设宴款待外宾等重大活动亦多在此举行。据此，若确实需要新增场地，待您批准后，我们将自行筹备建设新的招待所，无需向上级申请拨款。”

邓小平仍旧缄口不言。不久，他与肖永银闲谈数语，却并未再提及关于房屋的议题。然而，当邓小平离去之后，这一悬而未决的问题竟然意外地得到了圆满解决，自此地方上便不再索要所谓的“十一号”。

肖永银推断，自他离开中山陵九号之后，邓小平便即刻召集地方干部进行深入调研，并据此作出了最终决策。

“肖永银啊，你似乎即将面临职务的变动。”

肖永银听闻此言，脸色稍显犹豫：“难道非得采取行动不可吗？”

邓小平略加沉思，随后开口说道：“试试看，这倒是个不错的提议。”

此刻，肖永银深知，他即将迈入一段全新的旅程。

肖永银调离南京军区

邓小平与金日成一同自南京启程之后次日，中央军委随即发布命令：肖永银被任命为成都军区首任副司令员。

“老肖，我此杯敬你。”

肖永银敏捷地起身，朝着王近山走去。王近山，这位历经官场沉浮、命运多舛的将领，曾是刘邓大军中的勇猛战将。然而，在逆境中，他仅担任了副参谋长的职务。但在肖永银的心中，王近山始终是6纵队的司令员，是他的“王司令”，也是他尊敬的老领导。

数年相守，他们共度风雨，同甘共苦。在公众面前，王近山始终以“肖副司令”相称，而在私下里，他却习惯性地称之为“王司令”。他们的战友之情，经受了生死的考验，也遭遇了私人情感的考验。这次离别，王近山心中充满了不舍，重新唤出昔日老部下的称呼——“老肖”，这一声呼唤，让肖永银感受到了无尽的温暖。

肖永银应和着旧时的称呼答道：“王司令，我即刻告辞，请您务必保重身体！”

话音刚落，他仰头将酒一饮而尽。这杯酒，成为了他与王近山共饮的最后一杯。

肖永银此刻神色中透着倦怠。他们并肩在沙场上历经风雨，已有数载。回溯至二十八年前，是秦基伟的邮车将肖永银带到永年城，由此开启了他在18旅担任旅长的旅程。这无疑是命中注定的缘分。面对秦基伟，肖永银无需刻意掩饰，两人间的熟知使得坦诚更为适宜，反而掩饰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肖永银言道：“秦司令，关于南京那档子事，想必您也有所耳闻，我自不便多言。”秦基伟心机深沉，立刻举手示意：“我不再追问，你亦无需提及。”

随后，肖永银在成都军区担任副司令员的职务，历时两年有余。

1978年1月，重新回到岗位的邓小平接到了肖永银的来信，信中恳请批准其工作调动。不久，调动命令随即下达。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不畏严寒，亲自前往车站，迎接新任副司令员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