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放军57位开国上将中，董其武与陶峙岳堪称“特例”之选。二人先前均为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后来又转投共产党，成为其高级将领。尤为引人注目的是，董其武与陶峙岳均在198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董其武的党龄自1980年1月24日党支部大会批准其入党申请之日起计算，而他们的入党年龄分别为83岁与93岁，堪称开国上将中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年龄最尊、时间最晚者。

两人均为“抗日名将”。

董其武，1899年11月27日，诞生于山西省河津县（现河津市）固镇村的一个贫瘠之家。自幼在舅舅开设的私塾中启蒙，6岁起便开始了他的学业。17岁时，他听闻山西督军阎锡山创办的斌业中学招生，立志投身军旅。在童年好友董盼银等人的资助下，他凭借10块银元，徒步走过了800多里的路程，抵达太原。凭借优异的成绩，他成功以第一名的身份考入斌业中学，开始了他的军事学习生涯。然而，临近毕业之际，因与阎锡山督军府的某些人士发生冲突，他愤然离开了学校。

1924年，董其武踏足陕西，投身于刘镇华麾下的镇嵩军，短暂担任排长一职。随后，他加入国民革命军第2军，服役两年，并在北伐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官至中校。然而，随着蒋介石对非嫡系部队的大规模裁撤，董其武不幸失业。不久，他听闻天津警备司令傅作义正在扩军，遂毅然寄去一封投名状。经过傅作义的严格考核，董其武与数位同行校官一同被授予上尉参谋职务。尽管多数人因官职低微而萌生去意，但董其武却毅然决然地选择留下，凭借卓越的才干最终赢得了傅作义的青睐。

◆董其武

董其武对连绵不绝的军阀混战感到极端厌恶。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立即挥毫写下请战书，向傅作义表达了他抗日的坚定决心。1933年，他投身于长城抗战，在北平东部的怀柔县，与日军展开了长达15个小时的殊死搏斗，成功击退了敌人的10次猛攻，甚至不慎将帽子打飞。1936年11月，绥远抗战拉开序幕，董其武指挥的首场战役即红格尔图战役。他采取奇袭战术，摧毁了日军的指挥中心和匪首的据点，并击落了一架敌机。在此期间，毛泽东特地派遣南汉宸携带其亲笔信件和绣有“为国御侮”字样的锦旗前来慰问，将绥远抗战誉为“全国抗战的先声”。

全面抗战爆发之际，董其武投身忻口战役，不幸遭受日军炮弹击中，臂部受伤。尽管仅作简单包扎，他仍坚守前线，指挥战斗。与八路军贺龙师长相识后，董其武多次聆听贺师长关于抗日战争持久战与游击战策略的深刻讲解。此后，他在河套地区巧妙运用灵活战术，与日军交战屡获胜利。抗战胜利后，董其武担任第35军军长。然而，随着战局的发展，他对腐败不堪的国民党政权愈发感到失望。

在绥远起义前夕，蒋介石曾派遣飞机接董其武赴广州，然而这一请求被婉拒。当飞机返航途中，于兰州附近不幸坠毁。面对此变故，董其武感慨地对旁人说：“天意未绝，连苍天都赞同我选择和平之路。”在他的领导下，绥远起义部队迅速完成改造，迅速融入了解放军体系。毛泽东对此赞誉有加，称赞其“进步之大，速度之快”。

陶峙岳，1892年9月18日，在湖南宁乡县降生。宁乡之地，陶家乃赫赫有名的豪族，拥有名为“火龙洲”的宏伟庄园。幼年的陶峙岳生活在富足之中，未曾领略过生活的艰辛。他自幼聪颖好学，6岁起便开始涉猎书卷，12岁时便成功考入长沙城南师范附属小学，14岁又以优异成绩进入求忠中学。随后，陶峙岳转至武昌陆军第三中学，后随学校迁至北京清河镇，更名为陆军第一预备学校。1914年，陶峙岳在此校完成学业。翌年春天，他前往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深造。1916年，陶峙岳学成归乡，回到长沙，在湖南省督军公署担任参谋处办事员，不久后便晋升为上尉参谋。1917年，他被委以重任，负责训练由绿林招编而成的“护字营”。凭借出色的指挥才能和卓越的训练成果，陶峙岳很快升任为独立工兵营营长。

1926年，陶峙岳担任国民革命军独立第2师团长。独立第2师在誓师北伐后，挺进湘鄂边境的马回岭地区，肩负主攻重任，并与北伐军其他部队协同作战，成功收复了江西。翌年，独立第2师挥师安徽，在当涂展开了一场历时三天的激战，最终取得了胜利，并与兄弟部队共同收复了南京，陶峙岳因此晋升为少将师长。1927年4月，在贺耀祖的引荐下，陶峙岳加入了国民党。次年，国民党部队进行了统一整编，陶峙岳被任命为第40军第3师的中将师长。1928年5月，陶峙岳的部队抵达山东济南。然而，此时日本侵略军制造了“济南惨案”，由于国民党当局的再三禁令，陶峙岳麾下的第7团被迫缴械，军长贺耀祖被免职。尽管陶峙岳本人幸免于难，但他目睹了蒋介石不顾国家民族尊严，屈辱求和的丑态，对济南惨案深感痛心，称之为其“平生之耻”。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展开，陶峙岳肩负重任，受命担任国民党第八师的师长，率领部队从陕西挺进，支援上海的战事。在蕴藻浜一带，全师将士齐心协力，英勇奋战，一举挫败了敌人的进攻。随后，日军陆空军发动了更加猛烈的攻势，尽管敌我双方实力差距悬殊，但陶峙岳仍旧率领部下奋勇抵抗，坚守阵地长达21日之久，这一壮举为他赢得了“抗日名将”的崇高赞誉。

1938年，陶峙岳被任命至陕西河防部队，历经国民党第1军中将军长、第34集团军副司令、第37集团军副司令、河西警备总司令等要职。然而，胡宗南屡次剥夺了陶峙岳的军权，导致其在河西部队实际上并无实权。

两人果断决策

以“绥远方式”化解绥远之困，成为董其武人生历程中的关键转折。

1949年1月22日，董其武在天津战役落幕仅四日，紧随北平和平解放协议签署之后，便即刻飞抵北平，向傅作义征询意见。傅作义向他详细阐述了北平和平解放的进展，强调这是顺应时代潮流、符合人民意愿之举，呼吁他顺应历史发展的大势。翌日，即1月23日，中共中央明确指出，绥远地区应双方停火，维持现状。至1月31日，人民解放军举行了进入北平的入城仪式，标志着北平正式纳入解放区。进入2月，2月23日，毛泽东在河北平山西柏坡接见傅作义与邓宝珊时，首次提出了以“绥远方式”解决绥远问题的构想。至3月5日，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毛泽东进一步阐释：“所谓‘绥远方式’，即是有意保留部分国民党军队，使其保持原状，或仅作小幅调整，这实际上是对这部分军队的暂时妥协，旨在争取他们在政治上与我们站在一起，或保持中立，以便我们能够集中精力，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势力中的核心部分。待到一定时期之后——比如说几个月、半年，甚至一年——我们再依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对这些部队进行改编。”

1947年，陶峙岳驻新疆天山。

继之，在解放军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与政委薄一波的亲自指导下，5月28日，于北平西交民巷东侧的银行俱乐部内，华北局会议室正式签署了《绥远和平协议》。随后，6月8日，毛泽东批准该协议正式生效。6月14日，傅作义派遣王克俊等人前往绥远执行任务；6月20日，中共中央华北局批准设立了以潘纪文为书记的中共归绥工作委员会，并同步成立了华北人民政府驻绥远联络处，共同协助董其武将军细致推进起义工作的实施。

8月25日，傅作义与邓宝珊应毛泽东、周恩来之命，亲临绥远，力促起义成功。自8月26日至9月10日，傅、邓二人分别会晤了驻扎于归绥及包头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及各界知名人士，向他们传达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以及针对绥远的方针政策，从而坚定了他们选择和平起义道路的信念与决心。

9月19日，董其武率领的绥远军政干部及各族各界代表共39位，向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以及华北军区聂荣臻司令员、薄一波政委发出了起义通电。通电中庄严宣告：“我军全体官兵及各级行政人员，今日在绥远掀起了一场光荣的起义，并向人民郑重宣布：我们正式与依赖美帝国主义之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等反动势力划清界限，坚定地站在人民一边。绥远的和平解放，标志着我们迎来了新的生活……我们热切期盼人民领袖毛泽东主席、朱总司令以及各界民主人士的指导与教诲，以使我们能在新社会中忠诚地为人民服务。”自此，十万的绥远部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投身于全国解放战争的伟大事业。

9月20日，毛泽东主席与朱德总司令共同致信，向董其武将军等人致以诚挚的祝贺电。

10月1日，绥远地区的广大军民欢聚一堂，隆重庆祝开国大典及绥远和平起义的胜利。夜幕降临，董其武将军激动难抑，即兴赋诗抒发胸臆：“迎着春风排除重重困难，义旗最终插上了青山之巅。弃暗投明，党的指引照亮前路，使濒临绝境的生命重获新生，恩泽胜过苍天。从此立志勤于改造，期待来日能够赎回过去的过错。任务再艰巨，也不计其数，喜悦之情油然而生，目睹万民摆脱困境，心中倍感欣慰。”

新疆“九二五”和平起义，无疑是陶峙岳将军戎马生涯中最为璀璨的一章。

1949年春，陶峙岳肩负重任，担任西北长官公署副长官及新疆警备总司令。同年秋季，解放军逼近兰州，新疆和平解放的议题迫在眉睫。在张治中将军的启迪下，陶峙岳主持召开了多次会议，强调以国家大义和新疆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为重，统一了核心成员的思想。9月18日，张治中将军的电报指示起义事宜，由邓力群亲自送达迪化。陶峙岳对此欢欣鼓舞，向邓力群详细介绍了新疆的军事状况，邓力群则转达了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期望。不久，毛泽东在北京收到陶峙岳准备起义的两份电报，立即将它们转交给张治中将军，并亲自致信张治中。9月22日，张治中在接到毛泽东的信和陶峙岳的电报后，发电表示嘉勉，并要求陶峙岳立刻派遣代表与彭德怀副总司令联系，商议起义的具体事宜。同日，陶峙岳派遣第八补给区司令曾震五与彭德怀副总司令会面。9月25日，陶峙岳发布起义通电，正式宣布脱离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并在共产党和毛泽东的领导下，融入人民大众的行列。

毛泽东主席与朱德总司令在9月28日发出复电：“我们已悉收贵方于9月25日与26日所发的通电。经审阅，我们认为你们的立场正当无误。贵方声明毅然脱离广州的反动残余势力，并选择加入人民民主阵营，接受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指导，遵从中央人民政府和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指令，这一决定正与全国人民的意愿相契合，我们深感欣慰。希望贵方能够团结军政人员，维护民族团结与地方治安，并与即将出关的人民解放军携手合作，革除旧制，推行新制，共同为建设新新疆而努力。”

毛泽东与朱德的复电一经在报刊上公开发表，全军将士以及全疆各族人民无不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共同庆祝崭新生活的启幕。

董其武签署绥远起义通电。

于酒泉逗留之际，陶峙岳与彭德怀、王震夜以继日地深入交流，共同探讨部队的整编与改造事宜，以及解放军进驻新疆和成立军政委员会等关键问题。

经过整编的起义部队中，陶峙岳先后担任了人民解放军第22兵团司令员、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以及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兼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的职务。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他率领部队在戈壁滩上开垦荒地，辛勤耕耘，创造了种植棉花、兴修水利、植树造林、建设城市等多项奇迹。这些成就使新疆逐步摆脱了落后的贫困面貌，成为国内外知名的农业示范区。

两人均获毛泽东高度评价

1950年4月27日，毛泽东于丰泽园亲自接待了董其武，双方会晤时间持续了超过三个小时。

在毛泽东向他阐述国共两党众多分歧之后，他问：“你目前还不是中共一员吧？”这句朴素的话语，却激起了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强烈愿望。

1955年春季，随着人民解放军将军授衔方案的正式发布，在随之展开的讨论与研究中，军以上级别的干部普遍赞同授予董其武上将军衔。然而，董其武本人却觉得这一荣誉过于崇高，于是委托杨成武转呈毛泽东一封亲笔信，表达了自己降低军衔的愿望。在信中，他如此写道：“就我个人而言，起义之前仅持有中将军衔，而起义之后能够维持原有职务和军衔，已令我深感荣幸与感激，党和毛主席的恩情已让我无以为报，实在没有理由再为我提升军衔。”

杨成武劝慰道：“赋予你上将荣誉，非同小可，这不仅关乎个人荣辱，更关乎对起义队伍的信任，以及对台湾与大陆统一的促进。”董其武诚挚地回应杨成武：“毛主席对我的信任与考量，我深有体会，亦深知其深意。然而，我心中始终有一个疑虑，若接受上将军衔，我恐怕余生都将生活在不安与愧疚之中。”

董其武与杨成武合影。

“毛主席真是英明神武，共产党确实伟大！”

1950年二月，陶峙岳踏上了前往北京的征程，向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等领导人汇报工作。此次，陶峙岳在中南海有幸第一次见到了他久仰的毛泽东主席。

“莫不是你来自宁乡仙凤乡？我有所耳闻，每次我途经宁乡、益阳、常德等地，总是从你家门前经过，想来已经无数次了。”毛泽东紧握着他的手，喜悦之情溢于言表。“那么，新疆的情况如何？” “得益于解放军、共产党和王震同志的英明领导，工作进展还算顺利。至于我，还有很多地方是门外汉，今后得多向王震他们请教学习。”陶峙岳诚恳地回应。

夜幕悄然而至，陶峙岳察觉天色已晚，遂起身告别。

“用餐时分已至。”毛泽东言道，“在我们故乡，喝茶时便品茶，吃饭时便用餐，您大可不必拘谨，就权当是家常便饭。我已经告知他们准备了一桌家乡菜，请您尽情享用。”

两碗红烧肉，一碗脆嫩的萝卜，以及一碗清新的白菜，再加上一碗热腾腾的汤，构成了这顿朴素的湖南家常菜。在这温馨的餐桌上，两人边品味佳肴，边畅谈心事，情感愈发深厚，友谊也日渐亲密。

此刻，陶峙岳心头不禁浮现出1930年在蚌埠车站与蒋介石会面的景象。彼时，他恭敬地与蒋介石交谈，而蒋介石却只是微微点头，鼻间发出几声冷哼，显得颇为傲慢自大。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毛泽东的形象。

◆陶峙岳

餐后，他们交谈不息，直至夜深人静。毛泽东神采奕奕，毫无倦意，话题亦涵盖广泛，既谈及国家大计，亦分享家庭琐事。

毛泽东深切关怀陶峙岳的进步事宜，期许他勤奋学习，持续提升自我，顺利跨越三大难关。首关为解放战争之关，现已顺利迈过。次关为土地改革之关，不久也将顺利通过。末关则为社会主义之关，虽尚未启动，但需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陶峙岳当时对社会主义尚缺乏深刻理解，但他并未开口询问，心中明白：只要跟随共产党，无论遭遇何种难关，皆能迎刃而解。每当陶峙岳赴京参会，毛泽东总是笑容可掬地走向他，热情握手，并亲切地以“陶将军”称呼。刘少奇、朱德等亦常诚恳地征询他的意见。陶峙岳深感共产党待人的真诚，因此他亦以真心相待，认为唯有如此，方能不负国家与人民的重托。

两人屡次申请，终成党员。

“共产党的大门始终对您敞开，毛主席的期望正是期待您未来能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我曾在战场上对党和人民有所亏欠，在经济上，我亦属于有产阶级。我不仅拥有房产，还经营着七处小买卖。我渴望成为一名真正的无产阶级，并将所有这些财产无偿上交国家。”

“您的经济状况恰在合理区间之内，既属于往昔，亦将伴随未来。只需向组织详实说明即可，目前暂不提交。此举关乎党对起义同志的政策指导，亦对他们的思想稳定产生着重要影响。”杨成武面带微笑地回应道。

董其武虽深知这些道理，却仍心有不甘，于是他列出了一份详尽的财产清单，并向毛泽东书面汇报：“恳请毛主席批准，将我个人的私产秘密上交国家。”毛泽东在接到信件后批示道：“对于起义干部的经济问题，应当划清界限，起义前的事宜我们不予过问，但起义之后的事务则需严格管理。至于居住问题，自是不可或缺。”

朝鲜战争爆发之际，董其武为接受党组织的严峻考验，毫不犹豫地主动请缨，志愿投身抗美援朝的最前线。毛泽东主席对此表示批准，准许了他的请战请求。战争结束后，他率领的部队返归祖国，被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第69军，董其武同志被任命为该军的军长。

1956年，董其武向第69军党委再次郑重提出入党申请。他深知，欲成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首要之务便是成为一位无产者。而住房问题，对他而言，成为了一块难以摆脱的心病。因此，他不止一次地恳请军区党委或首长作出决断，将他的住所收归公有，以便自己能够彻底成为一名无产者。

1954年，王震与陶峙岳于垦区。

“请勿对此处长进行处理和调离，此事先由我承担责任。自起义以来已有八九载，我仍未能改变一位共产党员对我的成见，这只能说明我在改造之路上仍有不足。我坚信，我的行为终将感动他，我期望能与他成为朋友，共同为同志。”

1962年夏日初临，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战备形势紧张。董其武将军致信军区党委，既表达了自己率部出征的强烈意愿，又重申了愿将私宅无偿移交的请求。他语气诚挚地表示：“若军区未能接纳我的私宅，一旦我在疆场捐躯，那将是我终身无法弥补的遗憾。”

直至“文革”的硝烟弥漫，董其武再次提议将自家的房产上交，他诚挚地写道：“恳请首长体察我之诚意，准予接纳。”遗憾的是，这一请求依旧未能如愿。然而，不久之后，在经过妻子与女儿的同意后，董其武毅然决然地将家中珍藏的300余两黄金，以及以长女董健民名义存入银行的5.3万元人民币，悉数上交国库。董其武的这一无私举动，赢得了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的高度赞誉。

1980年伊始，81岁高龄的董其武在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之职时，第三次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北京军区党委鉴于董其武同志的卓越表现，迅速进行了研究，支部全体党员无异议一致同意，随后将此事上报至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不久，中央统战部负责人特地前往董其武同志的家中，亲切地对他说：“虽然您过去未曾正式履行入党程序，但您早已是名符其实的共产党员。之所以推迟为您办理入党手续，主要是考虑到您的社会地位与影响力，我们认为您暂时置身党外，对党的工作及统战工作能发挥更为显著的作用。”

董其武听闻此言，深受触动，随即坚定表态：“我毫不犹豫地遵从党中央对我的部署，将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利益与党的事业发展需求。”自此，众人对他的敬称便成为了“党外布尔什维克”。

◆陶峙岳与董其武。

1982年，董其武因感岁月不居，体魄渐衰，遂下定决心，在有生之年内务必实现加入中共的夙愿。因此，他第四次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坚决表达了自己加入党的坚定意志。北京军区司令员秦基伟鉴于董其武申请入党已逾三十载，遂再次向党中央提出审议并批准其入党的请求。不久，党中央与中央军委迅速作出批复，正式批准董其武成为中共正式党员。

“闻道虽晚志不衰，甘将余生献人民。”同时，他还创作了一首《入党感怀》以抒发心情：“欣逢盛世开太平，愿为苍生献此生。行见华夏乐小康，更期世界跻大同。”

1952年，陶峙岳首次与党组织建立联系。那时，性格直爽的王震在一次闲谈中直言不讳地问道：“老陶，你有没有考虑过加入中国共产党呢？”

此刻，陶峙岳年已花甲，听闻此言，心中波涛汹涌，激动与惶恐交织。沉默许久，终是缓缓开口：“与共产党人并肩共事，我倍感踏实与安心，从中亦能学到诸多过去未曾涉猎的学识。对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心中向往已久，只是恐敢言而不敬，未能轻易启齿。”

经过一个月的筹备，王震与陶峙岳一同前往石河子展开实地考察。旅途中，王震向陶峙岳询问：“陶司令，您对中国共产党有何见解？有哪些期望？您是否愿意加入我们党的行列？”

面对这一疑问，陶峙岳自是深思熟虑。然而，在他内心深处，加入中国共产党无疑是人生中的重大抉择。毕竟，他自起义以来尚不足数年，贡献尚未显著，故而觉得此时入党似乎尚早。于是，他只以八字作答：“心向往之，但不敢妄求。”

数日之后，王震登门与陶峙岳商讨将石河子打造成一座新兴城市的构想。在交谈过程中，陶峙岳向王震透露了他内心对于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事的真挚感悟。

初入国民党时，我对共产党的本质一无所知。随着蒋介石背叛革命，我作为一名职业军人，历经从东至西、自南而北的军阀混战，一度沦为反共反人民的工具。尽管如此，我在情感上对共产党并无偏见。长期的国内战争让我深感迷茫与痛苦。

陶峙岳续言：“我对中国共产党留下了深刻的良好印象，这一切始于与共产党人的共事经历。最初，是在酒泉，我有幸遇见了您和彭德怀副总司令。而到了北京，见到毛泽东主席，主席的平易近人让我印象深刻，他言辞诚恳，推心置腹，不仅对我的工作给予了深切关怀，更对我的思想改造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这使我深刻领悟到，投身共产党的事业是一条充满希望的道路，也是我唯一正确的抉择……”

自新疆和平起义以来，在那激情澎湃地建设与守护边疆的岁月里，陶峙岳对共产党的理解愈发深刻，对党的情感也愈发热烈，矢志成为共产主义先锋战士的愿望愈发坚定。

截至1965年，陶峙岳同志已与共产党人并肩战斗了整整15载。那年的夏日，陶峙岳同志郑重地写下了一份入党申请书，并将其亲手递交给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政治委员张仲瀚同志。这份申请书非同寻常，他早已深思熟虑了十余年，同时也在自我改造的道路上砥砺前行了十余年。此时此刻，他坚信，是时候迈出这一步了。

陶峙岳、张仲瀚参与垦荒。

如今，王震已远离新疆多时。张仲瀚在接到陶峙岳的申请后，口中不断低语：这可是陶将军在历经长期奋斗与不懈的自我革新之后，对自己思想与行为的深刻评价啊！

张仲瀚迅速向兵团党委进行了汇报，党委的意见高度一致，遂决定将此事上报党中央。当时担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的王恩茂，对陶峙岳的入党申请给予了极大的关注，特地向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进行了汇报：陶峙岳同志已完全符合共产党员的标准，自治区党委已准备将其吸纳为党组织的一员。邓小平对此表示完全赞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随即安排陶峙岳填写入党志愿书，并上报中共中央审批。然而，遗憾的是，正当陶峙岳期待党中央批准之际，“文革”运动爆发，众多工作陷入混乱，陶峙岳的入党事宜也因此失去了音信。

直至1970年，陶峙岳先生年逾八旬，鉴于自身岁数已高，难以再如往昔那般往来奔波于北疆与南疆之间，遂果断辞去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的要职，打算退休后返回长沙安度晚年。

“不必如此，你已尽到了你的职责！”张仲瀚接着补充道：“无论是新疆还是湖南，都能入党，全国各地的党组织遍布，加入的地点又何足挂齿？”陶峙岳信心满满地回应：“幸好入党并无年龄限制，等我回到湖南，定会继续申请入党！”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陶峙岳于1982年5月再次提交了入党申请。在申请书中，他深情地表达了自己的心声：“在我看来，人生最至高的幸福，便是对崇高理想的不懈追求，以及对人类社会事业的积极贡献。”他坦诚地阐述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初衷：“我以能成为共产党的一员而自豪，更重要的是，我渴望在党的直接教育下，实现个人更快、更大的成长与进步。”

9月28日，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批准下，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多年的夙愿终于成真，陶峙岳老先生激动得热泪盈眶，挥毫泼墨，作诗一首以示纪念：“欣逢百业兴旺，风光更加旖旎。共产党伟大，饮水不忘其源。四化建设新征程，有幸得以追随。遥望光明前程，喜悦地目睹骏马扬鞭。”

陶峙岳在迈向九十三岁之龄时，终其一生之愿，得以光荣地步入中国共产党的大门。

董其武、陶峙岳二位开国上将，皆为杰出的爱国之士，将毕生心血倾注于中华民族的兴衰安危。每逢国家陷入危机，他们便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投身于保卫祖国和人民的正义之战。尤其在历史的转折点上，他们毅然决然地弃暗投明，果断率领部队起义，走向人民，书写了永载史册的民族大义。细观两位将军的一生，可谓波澜壮阔、跌宕起伏，信念坚定、特立独行，侠骨柔肠、刚正不阿，是一部充满传奇色彩的生命史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