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北京总参谋部的大楼，深夜里静得能听见一根针掉在地上的声音。

可粟裕办公室的灯，却像一颗永远不会熄灭的星，几乎夜夜亮到天明。

那年10月，毛主席在菊香书屋亲自点将，把总参谋长这副千钧重担，交到了这位从孟良崮尸山血海里杀出来的“战神”肩上。

粟裕当场就站了起来，连连摆手：“主席，我干不了，我真的干不了！”

毛主席笑了，摁下他的手：“我了解你，你可以胜任。再说，牡丹虽好，也要绿叶扶持嘛！”

这“绿叶”的阵容，说出来简直能吓退太平洋第七舰队。整整10位副总长，摊开名单一看，未来共和国的2位大将、9位上将，个个都是能独当一面的猛将。这简直不是总参谋部，这是元帅预备班，是全明星阵容！

可粟裕拿着这份名单，却怎么也笑不出来。这哪里是“绿叶扶持”，这分明是“纸上富贵”！

你瞅瞅这名单背后写的都是啥？

张宗逊，兼着训练总监部，忙得脚不沾地；许世友，镇守南京军区，东南大门离不开他；邓华，坐镇沈阳，时刻盯着半岛局势；韩先楚，还在军事学院“回炉深造”……

掰着指头数了一圈，10个副手，大半都分身乏术。真正能天天来总参上班打卡的，一开始就一个，李克农，还是专管情报的。后来陈赓能来，可70%的精力还得扑在哈军工。张爱萍，那得等到第二年春天才能调过来。

这哪是十大将辅佐？这分明是粟裕一个人，扛起了一个“光杆司令部”。

总参的电话，就是催命符，从天亮响到天黑。军委那边等着要沿海战略防御方案，各大军区催着要国防工程的批复，百万大裁军，干部怎么安置？部队怎么整编？边防线上的情报，更是像雪片一样，一天两大牛皮袋，堆得比他的军帽还高。

有参谋偷偷看见，粟裕对着墙上那幅巨大的军事地图，一遍又一遍地修改副总长的分工表，可改来改去，能画上勾的，还是那孤零零的几个人。

他没时间抱怨，也没空喊口号。第一次总参会议，他就给所有人划了条死线：“军委操心的大事，就是我们的命根子，必须玩儿命干！”

他把所有精力，都死死钉在了三颗钉子上：东南沿海怎么防？原子弹试验场在哪儿？军队现代化怎么搞？

对能到岗的陈赓、李克农，他从不摆总长的架子。李克农汇报情报，他自己搬个小马扎坐旁边，刷刷地记笔记；陈赓提作战方案，他当场拍板：“就这么办！军委那边我去协调！”有一次陈赓为了哈军工的事要请假，粟裕大笔一挥直接批了：“学院是国家的大事，总参我先顶着。你那70%的精力先顾那边，我把我这100%掰成150%用！”

老部下们都心疼他，因为他们知道，粟裕的脑袋里，还嵌着三块弹片呢。那是1930年打水南战役时留下的“纪念品”，跟随他二十多年了，一累着，一急着，那玩意儿就在颅内兴风作浪，疼起来能让人满地打滚。

可总参的灯光，却总是整栋楼里最后一个熄灭的。

警卫员不止一次在后半夜推开门，看见他们的总长，不是在伏案疾书，就是把滚烫的额头，死死地抵在冰凉的办公桌木纹上，左手像铁钳一样摁着太阳穴，指节因为用力而惨白，右手却还在颤抖着批阅文件。

有一次，他疼得实在受不了，就让警卫员拿条冷毛巾敷在头上，继续修改那份关乎国家命脉的《国防工程建设规划》。墨水被毛巾滴下的水晕开了好几处，把“沿海防御工事”的“防”字，染成了一团模糊的墨迹。

秘书端来热水劝他歇会儿，他头都没抬，声音沙哑地说：“总参停摆一天，边防线上可能就要出乱子。我这点头痛，总比战士们在雪地里站岗要轻得多。”

这就是粟裕，一个把“算、等、狠”刻在骨子里的战神。打仗时，他能把敌人算计到骨髓里；搞建设，他就能把自己压榨到极限。

四年，整整四年。

这副“半套班子”，硬是被他撑成了全军最强的“中枢大脑”。

他带着人，跑遍了东南沿海的每一个角落，把原本零散的防御点，连成了一条密不透风的钢铁防线；他顶着风沙，深入西北戈壁，为中国第一个导弹试验基地的建立，铺下了第一块基石，让后来的“两弹一星”有了起飞的跑道；他亲自操刀，主持了建国后第一次百万大裁军，部队整编，干部转业，千头万绪，硬是没出一点乱子。

毛主席在军委会议上，拿着总参的报告，不止一次地赞许：“粟裕的报告，每次都说到点子上，有情况，有分析，有办法！”

后来，张爱萍上将回忆起那段岁月，感慨万千：“那时候的总参，就像一台精密的机器，粟裕就是那个最稳、最核心的齿轮。不管缺了哪个零件，他都能自己咬合上，带着整个机器照常运转，从不出岔子。”

1958年，当粟裕离开这个倾注了他四年心血的岗位时，总参档案柜里的文件已经堆积如山，每一份都凝聚着他的心血；边防线上的哨所，换上了最坚固的新工事，年轻的哨兵们说：“总参发下来的图纸，比咱们手里的瞄准镜还准！”

没人记得他说过多少豪言壮语，人们只记得，总参大楼里那盏彻夜不熄的灯，那个被额头抵出印痕的办公桌，和那份被汗水与墨迹浸染的国防规划。

毛主席说，“牡丹虽好，还需绿叶扶持”。可在那段最艰难的岁月里，绿叶们都去守护别的枝干了。于是，粟裕这朵牡丹，便自己生出了最坚韧的根，长出了最繁茂的叶，一个人，撑起了一整片春天。